远亲不如近邻

对从小生长大的那个宅院，我有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。西墙篱笆外的石子路口是一株十米多高的杨树，盛夏时浓荫蔽日，后门外种着泡桐、冬青和桃树，门前则是一畦碧绿的菜地。

被乡间公路和运河围合起来的这块土地上，只有三户人家——我家及张家的兄弟俩。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记中，那仿佛是一个自在的孤岛。村里同宗的其他族人多在南宅，只有我家，倒像是从沈家宅孤零零飘出来的一颗蒲公英种子，落在张家宅的土地上。

张家的人都很好。我能记事的时候，张家的老太太还在，话不多，独自养着一只猫，对我颇为和善，有时抖抖索索翻找些糖果来给我吃。张家兄弟那时早已各自成家，老二家因为跟我家离得格外近，所以过从最密。他家房屋朝东，后门口正对着我家院子，那时乡下全不拘礼，常常前后门洞开，端着饭碗就去邻居家坐了。

我一直叫他“二哥”——他其实比我大了能有四十来岁，三个子女最小的也都比我大上好几岁，但张家与沈家在这小村子里彼此都已住了几代人，虽无血缘关系，却俨然是一家人；由于我爷爷四十四岁才生我父亲，照着老辈相沿的规矩，按辈分我还是该叫他“二哥”。二哥脾气极好，多年里从未见到他们夫妇吵架，一家人总是和和气气，家里也井井有条，或许因他本人是厂医，家里常收拾得一尘不染，这在乡下并不是一个常能见到的好习惯。

他妻子——我叫她“二姐”——常年患哮喘，这病不可治愈，只能静养。印象中她身形瘦薄，夏天常坐在一把宽大的藤椅里，在后门口阴凉的楝树阴下养神。她不能负重或劳累，田间地头的农活几乎都做不了什么，只是将家里收拾得加倍干净。

那时二哥的收入好，又为了她身体，桌上的菜大抵都有荤有素，不像我家那时清汤寡水，常常一个月也难得见到油星子。有时他们做了菜，便端一碗过来，只说是做多了吃不完，其实他家五口人，三个孩子又都在长身体，哪能吃不完？

母亲心里明白，有时也投桃报李，把父亲从兰州带回来的葡萄干什么的叫我送过去。那些年父亲长年在西北，母亲拉扯我着实不易，只是有时觉得我不听话不争气时不免气苦之下迁怒于我，这时常常也只有二姐看不过去，出来说两句。她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男孩子，因为素性喜洁，又要清净，只是她觉得我并不讨人嫌。

我家院子里的茑萝，茂密得宛如地毯

那几年的日子大抵平淡如水，若要我回忆什么细节，实在想不太起来；那时虽然各家清贫自守，日子仿佛倒也颇为愉快，或者只是因为我那时太小而不懂事？只记得年年夏天的夜晚，吃完了晚饭，两家把桌子抬到院子里纳凉，我们或坐或躺，看着满天星斗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，有时竟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我上小学时，他家在路南我家菜地旁翻建了一排三间新的瓦房，但旧居也没拆。虽然离得不远，但毕竟不像以前那么近便，有时心里竟不免有些失落。三四年后，忽然有一天，母亲叮嘱我说，以后没事不要去二哥家了——虽然我对此困惑不已，但她拒绝作进一步的解释。

又过了两年，一天放学回家，到路口看到一群人在那围观，走进一看，赫然发现竟是母亲在和张家人吵架。那次吵得非常凶。我们两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互不往来——这在一个处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子里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直到近些年来，渐渐地才又和缓起来，仿佛什么事也发生过似的。

我从未确切了解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两家吵翻时，我还只是懵懂的少年，事后时过境迁，母亲不太愿意旧事重提，而我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不想去碰这些，那时我很厌烦大人之间的这些纠葛，觉得那都琐碎而无聊，大概就算母亲愿讲，我都掩耳不想倾听。那时真的不懂世事。

张家的旧居多年来都只剩残垣断壁，但也不拆，仍耸立在我家一墙之隔，任上面爬满葛藤与牵牛。直到前些年早春回岛，路边遇到二哥，早已两鬓风霜，年余不见，我没想到他衰老至此，回家看到隔壁那堆瓦砾，一时心中百感，那晚我终于问了父母：当年我们和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家老宅1991就拆了，约略与图中这样相似。这是“乡聚”民宿改造前的样子。（图源：有方）

我这才知道，我小时候曾在其中住了十四年的房子，原本是张家的。那是二哥的伯父在1970年盖的，没住了一两年，举家迁往上海，便想把房子卖了；张家的老太太那时已守寡，觉得大伯子理应无偿把宅子相送才是——她很想要，但就算买也不想多出钱。

此事被我叔公沈惟清得知后，便找去问，因为他正想给女儿买房，但一问价钱，出不起，于是就转告了我奶奶。我爷爷有七个子女，那时正陆续成年，正愁将来结婚如何备新房的事，于是一拍即合，奶奶便花一千元买下了张家宅的这三间瓦房，预备给我父亲将来结婚用。因为把宅院卖给了外姓，张家老太太和这大伯子一家自此断绝了来往。那是在1972年。

父亲也是那一年去兰州工作的，之后三四年，那房子都空关着。父亲回岛探亲时，去宅子上一看，上面被人加了把锁，剪掉后又加上了。他便去和张家的老太太说：“张家嬷嬷，你知道我家门上是谁加的锁？你下次要是看到了就帮我告诉他：他加一千把锁我就剪掉一千把。”这样剪掉三四把锁之后，终于不再加锁了。

后来，父母亲就是在这里完了婚，到我降生时，先前的恩怨都已渐渐消弭，没人提起。我四五岁时，老太太也走了，我们和二哥一家便仿佛浑然忘却了那些纠葛，做了几年好邻居——自然，我那时从来不知这平静的水面是曾经汹涌过后的短暂景象。

到1984年，张家在路南新建了三间平房，宅基大半原是我家的菜地，乡里为此给我们另外分了一块菜地作为补偿，而剩余的一小块，便在张家新居的东墙外，变成遮阴而不见阳光的窄窄一条。

没过几年，他家屋后的乡间公路被确定要拓宽成岛上的干道之一，张家住了没多久的新居轮到了拆迁，听说将获赔偿后另建楼房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是1988年的正月初一，族里的沈元郎来做客，进门寒暄了几句后，他表明了来意：张家想让他来劝说我们一家搬走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总是张家的祖宅，他们是想迁回来翻建楼房，而把路南的三间平房让给我们。

他说的时候，母亲心里已有了计较，当即便说：“这倒奇了，张家想搬回来，怎么倒自己不来说？而且张家轮到拆迁，那我们就是拆迁的拆迁咯？——既然他们想在老宅翻建，那意味着我家得先拆掉，等他们建了才能建，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那时张家已打了宅基地报告，我家还没有；他们符合拆迁，我们也不符合。要是我们打不到宅基地报告怎么办？何况我家也没钱，那时父亲刚从兰州调回来不到半年，还没有积蓄作此打算。

谈下去便僵了。到最后，沈元郎只说：“那他们可要起朝东楼房，到时你莫怪。”张家如在旧宅贴着我家东墙原地翻建楼房，我家的院子势必将被完全遮阴。那是乡下许多纠纷的根源。母亲因此一听这话便勃然大怒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你还来说什么？你到底也姓沈，不是张家人才叫你阿哥的。他们要敢这样，我就去乡里评个理。再不行，我躺在他家墙沟里，看他能不能盖起这楼！”

张家始终没有直接找我父母谈过，只是愈加少搭话了。他们在路南翻建了楼房，形成一种古怪的飞地状态：我家的菜地紧贴他家的东墙，而他家的旧宅基与菜地紧贴着我家东墙。他们想拿下我家的菜地，但却不想互换，只想我家把自留地迁到河滩上去。村里来一说，母亲说：“不是我不肯，但让步难道就只要我家让步？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道理。”到最后村干部只得说：“都两凑凑吧，你们也让一点吧。”这样才各让了一小步。

一年后，那路拓宽后的征地还余下路侧一长条无用的旮旯地，正在张家新楼房的背后，那时村干部来问二姐，要不要这块地？那时这地还算是租种的，得向乡里付点地租。她想了下说，自己多病，力气小，要了也种不了什么。那会母亲正在村里打毛线聊天，得知后便去和村干部说，那我要了，你把我名字写上吧。等二姐黄昏得知，已后悔莫及。

就这样，我家的地形成一个折角形围住他家的新楼，这很快又成为新纠纷的根源。他们抱怨母亲在那块地上种玉米遮风、招蚊子，放自家的鸡鸭猪羊来啃食，母亲扬言再见到便一个不剩全都毒死——然后便是我十二岁那年黄昏看到的剧烈争吵。母亲说，那天我拼命把她拉回家，边拉边说：“你没什么家当可传，就传点冤家对头给我？”她说一直记得这话。

1991年秋，我家也终于原地翻建了楼房。母亲说，还好有了那块旮旯地，不然那会儿堆砖头、黄沙石子都没地方；之后又在那建了个柴房堆放杂物，又后来甚至还搭了个茅房。

我也问母亲，为何这二三十年了，彼此宁肯这样僵持着，就不能哪天想通了，把两块地地互换一下算了？她说，张家哪肯啊，村干部也劝过，他们终究不肯，或许宁可自己不舒服，也要让你不舒服，那就这样也好，反正早习惯了，也不觉得怎么样。这大概就像肉里的刺，久而久之早不觉得痛了，何必再多此一举去拔掉它？那反倒又造成新的伤口。

如今都老了。二姐也已走了有十三年。她身体虚弱，却也活了六十四岁，村里人都说是因为二哥照顾得好；她走后，二哥悲痛难抑，至今没再找老伴，总惦记着她的好。三个子女都不住在这，夜里独守着一整栋楼，所以这些年老得快。终于有一天夜里，他也默默地走了。

大概因为童年那不可磨灭的印象，我总觉得他们都是好人，至少不是坏人；我们两家之间似也谈不上有多大冤仇，却那么多年都解不开结，有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竟如此不堪一击，不免愈加觉得世事人情深不可测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善意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，但不是最后一次。

那晚，在喧阗的迎春爆竹声中，我又想起童年在老宅上的时光，尽管我已知道那时的平静之下埋藏着深深的潜流，但得益于当时的年少无知，我总还保留了一段美好记忆。细想来，那种平静与美好只是表象乃至假象吗？不是的，我相信那也是真的。也许当其它记忆都陆续沉入黑暗之后，它还会浮在我内心的水面之上、光亮之中。